辛向阳丨深刻把握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性
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
摘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有独一无二的自我革命精神，有严密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新时代，我们要以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化解“四大考验”，以独一无二的自我革命精神应对“四种危险”，以严密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永远做到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利益集团
原文出处：辛向阳.深刻把握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性[J]求索,2022(3):5-1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专门阐述了“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世界政党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有如此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有如此独一无二的自我革命精神，有如此严密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靠着这种自我革命的能力、精神和制度，中国共产党历百年仍志弥坚、经世纪仍风华正茂。
一、以强大的自我革命能力化解“四大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在很多重要文献中多次论及这一问题。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党的十九大以来，他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勇敢面对‘四大考验’，坚决战胜‘四种危险’，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就再次告诫全党，不解决“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问题，就无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解决“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关键在于我们党有一种自我革命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自我革命能力是我们党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关键所在。
（一）执政考验就是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执政考验的严峻性，最重要的就体现为要跳出“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历史周期率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艰苦努力，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探索出这一成功路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进行组织纯洁化。组织纯洁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一个方面就是对党员队伍不断进行清理，对不合格的党员及时作出处理，净化党员队伍。早在1919年，列宁就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的决议要点中，号召要通过“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之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提出。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继续提高党员质量，党中央采用批评—教育—清退的途径进行整党。1951年至1953年，有23.8万名“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9万多人不够党员标准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于党员的处理越来越严格。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处理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以及给予因其他犯罪被判刑人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共计6.8万人次，其中中管干部20人。2021年仍然保持着这一水平，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严重违纪违法、触犯刑律的6.8万人次，其中涉嫌职务犯罪、移送检察机关的1.7万人次，因其他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5.1万人次。这种始终保持的从严管理态势使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
（二）改革开放考验就是要解决好处理好巴黎公社原则与市场经济规则之间的关系
1926年，毛泽东撰写了一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文章，指出：“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撰写纪念巴黎公社文章的第一人，他特别指出：“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这种革命既包括伟大的社会革命，也包括伟大的自我革命。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就包括：“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也就是说，公务人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如何处理好巴黎公社原则与市场经济规则的要求，这是改革开放提出的一个深层次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确保共产党的干部当官不发财。尽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不可能做到公务人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但“当官就不能发财”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习近平指出：“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选择从政就不要在从政中发财，选择发财就去合法发财。对共产党人而言，在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牢记巴黎公社原则的精神。
（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是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市场经济考验的复杂性在于处理好党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存在着消极的影响。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商品交换原则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的表现就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干部把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当作一种商品，而且是特殊商品，一种含金量最高的商品进行交易，获取巨大利益。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大，含金量就越高，进行交易获得的收益就越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腐败发生的市场机会在减少，但腐败发生的金额在上升。要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四）外部环境的考验就是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
以理论思维的创新来化解外部环境的考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要防止思想教条化、僵化。我们党的视野十分宽广，思维也与时俱进，这体现为我们党始终以胸怀天下的情怀来看待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跨越国界、关注全人类幸福和解放的科学理论，《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同时，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也强调，随着生产方式和交往的发展，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自然形成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没有孤立片面的存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全球、造福人类的本质追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关注中国人民的幸福，也关注世界人民的幸福，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又要为世界谋大同。
二、以独一无二的自我革命精神应对“四种危险”
自我革命不仅指向“四大考验”，还指向“四种危险”。“四种危险”既是“四大考验”在精神层面的反映，也是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四种危险”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的清醒。我们党不仅深刻认识客观上会遇到的各种风险，而且还认识到这些风险背后的主观因素，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党的建设的主要问题。应对“四种危险”，就必须充分发挥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习近平指出，“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一种精神品质。
（一）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
所谓精神懈怠，就是精神层面上的状态不能适应甚至会损害党的事业的发展。精神懈怠的危险在当前有两个突出表现，即丧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基本的政治立场。
其一，丧失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认为光现实问题都解决不过来了，别谈那么遥远的未来。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共产主义那是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之后的事情，总觉着“遥遥无期”，总觉着离自己特别遥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就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旦丢失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就丧失了，自我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推进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解决信仰丧失问题的利器。共产党人能够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就是因为有坚定的信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科学威力变成科学信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信仰的朴素性与自觉性的统一，实现了信仰的情感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习近平指出：“要带头坚定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它使我们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不管风云怎样变幻、迷雾怎样弥漫、时局如何起伏，共产主义一定会为我们提供应对变局的战略定力以及未来走向的定盘星；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科学、最壮阔的理想，寄托着人类对所有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这样一个理想去奋斗，去搏击，会有无穷的动力，无穷的干劲；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使每一位共产党员能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知道自己是谁、更知道为了谁，知道为什么干、为谁干，从而能够清楚地明辨是非曲直、真理谬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旦丧失，抵御侵蚀的抗体就会消失，再强大的制度也会瓦解。
其二，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立场，缺乏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这个问题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政治敏感性，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为错误思潮的泛滥提供便利。有些人认可所谓的“普世价值”，错误认为全世界人民拥有共同普遍的价值观念就是所谓的竞争性民主，就是多党竞选；有些人认可甚至迷恋“宪政民主”“三权鼎立”、议会制等西方民主模式，错误认为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大道”，不能背离；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没有到实行竞争性民主的阶段，只要发展到现代化阶段，中国就一定会搞竞争性民主选举制度。这些看法都是丧失了政治立场的结果。
（二）以执政本领的增强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
能力不足不仅体现在学习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上，也体现在依法执政能力、攻坚克难能力、驾驭风险能力上。解决这些能力不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在实践进程中解决。可以说，复杂的社会实践是真正提高干部能力的最主要的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是锤炼干部能力的大舞台。
其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啃硬骨头，涉险滩，研究改革中的难题并善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提高解决能力不足的重要途径。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好改的问题、较难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改完，剩下的都是最难的硬骨头，如何啃下这些硬骨头？改革从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到分阶层分群体的获益，如何平衡好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从共同贫困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共同富裕，这个路径如何推进？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过程是真正培养干部能力的过程。
其二，要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中，找关键问题，找薄弱环节，深入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使高质量发展真正落实到位。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如何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在急不得等不得之间实现平衡？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决定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如何使科技强国事业更加稳步地推进？要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提升本领。
其三，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处理各种难题，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既要处理好经济发展活力性与社会稳定性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以及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子。我们是如何破解的？这种破解的道路是如何探索出来的？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摸索规律，解决问题，是增强执政本领的必然要求。
其四，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解决根本问题，解决棘手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实践中存在着极为复杂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执法乱作为、不作为以及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要成为我们厉行法治的聚焦点和发力点。”增强本领，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才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其五，要在复杂斗争实践中，解决能力不足问题，特别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提升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遇到的风险挑战就会越多。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我们搞开放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2018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又从八个方面列举了16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分析了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对美经贸斗争、科技、社会、对外工作、党自身等八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警惕“肥尾效应”，又要防范“最后一根稻草”。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可以有效提高本领。
（三）以人民至上理念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主要体现为“两个脱离”。一个脱离就是有些党员干部随着自己职位的升高，只会说空话大话，与人民群众对不上话，不接地气，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跟群众的感情逐渐淡漠；另一个脱离是有些党员干部有自己的特殊私利，家族家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自身的经济活动会与人民群众发生利益冲突。《决议》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两个脱离”的存在使党的执政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首先，必须时刻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无论位置多高、学问多大，都是人民的办事员。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公仆，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打成一片。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知道他们的冷暖寒热，知道他们的急难愁盼，知道他们的所思所念。一些党员干部为什么与群众的感情疏远了，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关系学”所累，会讲冠冕堂皇的话甚至是“黑话”，却偏偏不会说大白话。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正常的人际关系被扭曲，情感发生异化，哥们义气代替了同志友谊，上下级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一些党员干部为人情和关系所累，党性原则和群众感情日趋淡漠。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
其次，切实防止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亲属在自己主管的领域内经商办企业，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16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试点后，相关的制度在全国铺开，不仅对于反腐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对于防止一些党员干部侵害群众利益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四）以刮骨疗毒、去腐生肌的勇气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
消极腐败的危险主要表现为“两个量”，即存量和增量依然令人触目惊心。习近平指出“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目前，各级纪委监委处理的各类腐败问题依然很多，有一些是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存量问题，有一些是十八大甚至是十九大之后的增量问题。清底存量、减少增量，是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重要举措，任务十分艰巨。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四个任重道远”的论断，说明反腐败斗争任务依然艰巨。
首先，清底存量、减少增量，必须驰而不息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我们要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定力和决心，坚决打赢这场斗争。
其次，清底存量、减少增量，必须充分发挥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自我革命精神内涵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是自我革命精神，使我们党始终能够保持一个强大而且健康的肌体。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品格。不管什么样的毒，只要是危害到党和国家的肌体，就要坚决地给予清除，而且清除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三、以严密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永远做到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
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以严密有效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确保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一）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大的原创性贡献，也写入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论断。之所以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
首先，是为了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企图。一些人想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分割开来，制造各种谬论，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污蔑我们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由特殊利益集团构成的精英阶层”，等等。制造这些谎言的目的，就是试图让民众相信党是特权阶层人员构成的党，是只代表所谓少数精英人士的党。这种说法毫无道理。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何有特殊利益的想法和做法都与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不相容。如果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就会使党与人民对立起来。正因为我们党是只有人民利益的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刀刃向内”坚决清除腐败分子。
其次，使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为谁造福这个根本问题上，不仅头脑要特别清醒，而且立场要特别坚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为人民执政，为人民守千秋万代的江山，守绿水青山的江山，守如此多娇的江山，守人民幸福的江山。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用权就要做到面向全体人民，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保障人民权利，满足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
（二）从制度体系的建立健全上确保做到永远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
首先，通过完善制度彻底消除“七个有之”。2014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了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这“七个有之”是形成利益集团直接和间接的基础。从直接的方面来讲，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这三种形式的行为发展下去，不加以防范和清除，就很容易导致产生利益集团。其他四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导致产生为权势团体、特权阶层谋利益的问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针对“七个有之”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从查办案件中清除利益集团的土壤。政治问题的存在就会滋生政治小团伙的土壤，经济问题的存在则会为小团伙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两者的结合，特别是两者的深度结合和长时间的结合，很自然地就会形成政治利益集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制度上嵌入自我革命的要求，用制度体系大规模、强力度的反对腐败，彻底解决了已在的某些利益集团。我们既没有采用西方所谓的“多党轮流执政”的异体监督，也没有采取所谓的看菜下碟的“纸牌屋”，而是采取自我革命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指出：“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对这类问题，从来都是零容忍、零容身，从来都是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最后，通过完善制度切实解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问题。《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较为普遍存在”这一表述说明一定时期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较为严重的，在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都曾经存在，而且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甚至认为这是正常合理的；“较为普遍存在”这一表述还意味着在相当一些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有过，而且大家都司空见惯，鲜有人出来抵制。为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会较为普遍存在？至少有三个原因：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特权观念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只要略微存在某种氛围，就容易滋生；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诸如消费特权等理念也会为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提供便利；平等观念的教育还相对薄弱，平等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形成，一些人甚至还存有某种依附性观念，把攀附有权有势的人作为资本来炫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继续巩固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已有的成果，还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进一步继续加大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力度。
（责任编校：马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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